南京鐘山書院：清代江南學術重鎮
作者：葉文舉
來源瑜伽教室：《學習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三月私密空間十六日癸亥
耶穌2023年5月5日
清雍正元年（1723年），兩江總督查弼納考慮到“江南文風極盛，士子貧冷，學費不給，無以專心學業”上書天子請求在省會樹立書院，獲得雍正同意，在省府江寧創建了鐘山書院，并獲得了雍正御批“敦崇實學”的匾額。道光九年（1829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籌款增修。咸豐三年（1853年）因承平天國兵燹被廢。同治四年（1865年）兩江總督曾國藩加以重建。光緒七年（1881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擴修了書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鐘山書院被改為江南高會議室出租級學堂。
魁然為海內四書院之冠
江寧（南京的舊稱之一）鐘山書院延續了近200年，是清代規模最年夜、影響最為深遠的省會書院之一，甚至晚清安徽巡撫馮煦都不由自主地感嘆道：“江寧鐘山書院……魁然為海內四書院之冠。”究其根柢，除了建筑規模巨大及后文所論學術影響等原因之外，還有以下重要緣由。
朝廷重視。鐘山書院是省會書院，卻一向為朝廷所關注。清初朝廷對書院加強克制，鐘山書院能夠被雍正同意樹立，並且是雍正王朝在江寧府獨一同意的書院，實屬不易，也可見其主要位置。并且鐘山書院的山長（清乾隆之后統一改稱為院長）由處所主官推薦，普通需求經過朝廷的同意方能錄用，也不難舞蹈教室看出朝廷對鐘山書院的把控。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乾隆六次南巡，都是在鐘山書院舉行江南省的召試，這在當時沒有任何書院能有此榮耀，可見鐘山書院的位置與影響。
經費豐裕。鐘山書院辦學經費來源途徑多元，起首它有朝廷御賜帑金，這也是其他省會書院難以企及的，如創院之初，雍正就御賜帑金一千兩，還有處所官府辦公經費支撐，會議室出租還有處所官紳捐贈所得，甚至還可以將進官沒收銀兩改為書院運營經費，如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就將官員劉澐的當鋪沒收沒收，然后劃撥為書院的運作經費。這般充分的經費為鐘山書院人員尤其是院長的聘請、生徒學費及其他活動的開展供給了強無力的保證。
院長優異。鐘山書院對院長的選拔是高標準的，書院力圖“采訪有文看品看，年高而精明強固、足以誨人者為之，不拘爵秩，不拘本省、外省”，因江寧的特別位置及書院的優寵遇遇，確實吸引了不少通才俊彥執掌書院，錢年夜昕、梁鼎芬、繆荃孫等都為一時之名流。尤其是楊繩武、姚鼐、李聯琇等人擔任院長均在10年之上，院長較長時間的任務有利于堅持書院的教導理念，進步人才培養的後果。
生徒廣泛。鐘山書院雖然是省會書院，但所接收的生徒在省籍上并不限于本省，除了江蘇、安徽之外，還有浙江、山東、江西、河南，甚至還有來自直隸的。而在個人的成分上，除了來自府、州、縣學的生徒外，還有舉人、監生、貢士，甚至還有縣學教諭等。生徒來源的多元性既增年夜了書院招生的規共享空間模，促進了人才培養的多樣性，又擴年夜了書院對外的影響力。
人才輩出。鐘山書院培養了一批在官場、學界聲名遠揚的人才，如錢年夜昕就是乾隆在鐘山書院召試中脫穎而出的，而孫星衍、鄧廷楨、戴祖啟等一批官場、學界名人均在書院接收過傑出的教導。這些人才走教學場地向社會后反過來又進步了鐘山書院的聲譽，使鐘山教學場地書院海內皆知。
清代江南學術重鎮家教
鐘山書院創院伊始，在完成教書育人效能的同時，學術的交通與研討也積極開展，尤其是院長的良多學術結果往往是其在執掌書院的任務期間完成的，必定水平上反應了清代學術的推衍與演變，鐘山書院由此成為江南學術重鎮。
鐘山書院的首任院長宋衡追崇程朱理學，作《孝悌講義》《忠恕講義》，將理學思惟滲透到日常教學之中。這一理念在后任院長楊繩武、夏之蓉等任上繼續強化聚會場地，如楊繩武制訂《鐘山書院規約》，明確教學提出了“先勵志”“務立身”“慎交游”“勤學業”“窮經學”等具有濃厚理學顏色的教學理念，并獲得了官方支撐，乾隆年間兩江總督德沛親安閒書院推廣傳播理學，著有《鐘山書院講學錄》。瑜伽教室乾嘉之時，學術已由以義理為要義的宋學向以考據為代表的漢學轉變，鐘山書院的學術風氣隨之也有所變化，反應了這一轉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顧鎮瑜伽場地擔任書院院長，為了晉陞漢學之位置，親自作《虞東學詩》十二卷，在教學時力圖調衡漢宋之學。到1對1教學盧文弨擔任院長期間，他加倍重視漢學，“欲以《說文》救其掉”“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個人空間”，使漢學年夜盛。盧文弨是校讎學大師，他在鐘山書院舞蹈場地任務期間，校書75種次，占到了其平生校書的五分之二，盧文弨在鐘山書講座場地院的任務推動了其學術結果的大批產出。而錢年夜昕史學研討的代表性著作《廿瑜伽教室二史考異》，也是錢氏擔任書院院長期間最終完成的，該書與同時代王鳴盛的《十七史商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并稱為清代三年夜考據史學名著。同時，錢年夜昕還培養了孫星衍、談泰等一批漢學學者。嘉慶二十年（1815年），孫星衍在姚鼐之后繼任院長，沉心于考據之學，有《尚書今古文注疏》等傳世。鐘山書院儼然成為乾嘉漢學的主要陣地之一。到了晚清時期，隨著社會的變革和中西文明的碰撞與融合，鐘山書院學術風向也相應有所改變。道光年間，胡培翚在擔任鐘山書院院長期間，主張不惑于科舉，要“于地理、地輿、河工、水利、積貯、教化、武備、刑法、治世諸年夜政，無不講明切究、熟習于中”，不難看出，此時鐘山書院的學術研討已轉向以經世致用為旨歸。
與教學、學術活動有主要關聯的是，鐘山書院躲書豐富，且版本優良。躲書有御賜的書籍，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朝廷賜予書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兩年后又賜予《欽定重刻淳化閣帖》一部。也有官府為之購置的大批書籍，如書院創立之初，兩江總督查弼納就為書院購買了《十三經注疏》《冊府元龜》《事文類聚》等年夜型圖書在內的書籍31種。別的，鐘山書院的一些院長如盧文弨、孫星衍、繆荃孫等自己就是有名的校勘學家、躲書家，必定水平上也能保證所躲書籍的質量。同時，鐘山書院刊刻了一些主要文獻，如雍正年間槧刻湯椿年編纂的《鐘山書院志》，對鐘山書院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後果。而《鐘山課藝雜體詩》《鐘山書院乙未課藝》等課藝類著作的刊刻，對教學質量的保證和學術研討的推進都發揮了主要的輔助感化。
概而言之，鐘山書院在學術研討上既關涉理學，又關涉經學，既關注史學，又關注古文，一批學術名家活躍此中，充分的躲書和優良的院刻本為學術的開展供給了堅固的文獻基礎，鐘山書院學術結果豐富，洵為江南學術的重鎮。
桐城派發揚光年夜之地
在鐘山個人空間書院的發展史上，還需求特別留意的是，書院對桐城派的最后定型與發揚光年夜起到了不成替換的感化。桐城派是清代文壇共享會議室影響最年夜最舞蹈場地為深遠的散文門戶，思惟上追崇程朱理學。其定名雖然與安徽桐城直接相關，但是其真正產生全國性影響的卻是這些誕生在桐城的文人在外的積極活動所1對1教學致。其實鐘山書院中有不少文人與桐城派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擔任鐘山書院院長的葉酉就誕生在安徽桐城，師從桐城派開山祖師方苞。“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實際上是桐城派的集年夜成者，桐城派在他手中共享空間定型，并發展為全國性的文派。這一切成績的獲得與姚鼐在鐘山書院的活動有著直接的關聯。起首，姚鼐在鐘山書院有兩次擔任院長的經歷，前后合計有22年之多，并最終病卒于書院院長的任上，他是鐘山書院歷任小樹屋院長中執掌書院最長的一位，姚鼐在書院的任務時間超長、教學與研討任務相對穩定，就能夠專注投進，很是有利于姚鼐在生徒中傳播或滲透桐城派的文章理念。應當說，姚鼐的“義理”“考據家教”“辭章”等文論最終是在鐘山書院完成的。其次，鐘山書院在生徒選擇上請求嚴格，使得大批富有潛力的優秀人才進進書院學習，這為姚鼐培養一批桐城派的中堅氣力做了很好的人才儲備。事實上後果也確實明顯，如姚鼐在鐘山書院培養了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有名的“姚門四杰”，還有劉開、李兆洛、馬宗璉等人都是姚鼐在鐘山書院培養的優秀門生，他們以后在官場或學界頗有聲看，反過來也擴年夜了桐城派小樹屋在全國的影響。還有一批人員如姚椿、陳用光、鮑桂星等，雖然不克不及獲得在鐘山書院正式畢業的資格，但他們敬慕姚鼐，在書院伴隨姚鼐擺佈，成為姚門的私淑門生，同樣成為傳播桐城派的主要氣力私密空間。最后，姚鼐在鐘山書院還刊刻了《三傳補注》家教《國語補注》《九經說》《惜抱軒文集》等一批關涉桐城派文論或創作的書籍，這有助于樹立桐城派理論的年夜旗，也為桐城派的文章寫作供給了學習的模板或對象，有利于桐城派的穩定、發展與壯年夜。
由此可見，鐘山書院對江南文風的變化甚至桐城派文人群體的構成功不成沒，尤其是姚鼐作為桐城派集年夜成者聚會場地位置的確立，顯然是離不開他在個人空間鐘山書院的活動。
會議室出租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鐘山書院完成了傳統書院的任務，被改革為江南高級學堂，書院最后一任院長繆荃孫擔任了學堂的首任監督，訪聘教員，“皆取淹通篤實之士，講請教授治理之法，實事求是，力戒襲取外相陋習”，培養出有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物理學家張貽惠、中國科學院院士周仁等杰出人才，書院向舊式的年夜學教導發展。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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